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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年度商标民事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发布日期:2018-11-30信息来源: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浏览次数:字号:[ ]

内容摘要:近年来,宁波两级法院受理了大量商标民事纠纷案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本白皮书采取问题对策型的写作思路,拟通过实证数据的支撑,直观地呈现近五年来宁波地区商标民事纠纷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梳理其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原因,进一步从司法、行政和当事人层面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以来,宁波商人就重视品牌的打造和经营,并以其一脉相承的创新精神和坚韧不拔、恪守诚信的品格孕育了繁荣的商帮文化。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经济形态之后,逐步迈入知识经济社会的门槛,以知识信息等智力成果为基础,以无形财产投入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形态,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生产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美国一家波音飞机的窘境,以及经济学家们关于“中国在国际贸易链条里处于中低端位置,分得的仅仅是一些面包屑”的论断告诉我们,“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尴尬早已不是偶然。如何扭转“世界工厂”的地位,用智慧实现向“中国创造”的转化,需要我们更加注重自有品牌的孕育、维护和经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本白皮书即以问题为导向,旨在通过梳理近五年来宁波地区两级法院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的情况,总结主要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从而促进企业向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化,不断获取竞争优势、拓展市场发展空间,为宁波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一、宁波商标民事纠纷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

近五年来,宁波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商标民事纠纷案件1605件,审结1549件(详见表一)。受理的全部商标民事纠纷中,一审案件1530件,二审案件75件(详见表二),二审案件数量逐年增长,一审案件则呈稳中有升态势。

表一:2011-2015年宁波法院商标民事案件收、结案情况汇总表

年份

案由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商标侵权纠纷

收案

123

205

365

329

459

1481

结案

127

206

317

330

451

1431

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

收案

3

0

19

11

32

65

结案

2

1

17

4

35

59

商标权权属纠纷

收案

0

0

11

6

0

17

结案

0

0

11

6

0

17

商标合同纠纷

收案

3

2

11

13

13

42

结案

4

1

9

14

14

42

合计

收案

129

207

406

359

504

1605

结案

133

208

354

354

500

1549

 表二:2011—2015年宁波法院受理的商标民事案件情况

 

  从案由分布来看,全部案件以商标侵权案件为主。其中商标侵权纠纷案件1481件,占全部商标民事纠纷案件的91.3%,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65件,占4.4%,商标权权属纠纷案件17件,占1.0%,商标合同纠纷案件42件,占2.6%(详见表三)。从数量上看,商标侵权纠纷占商标民事纠纷的大部分。另外,由于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存在交叉重合之处,部分当事人难以明确区分两者的界限,往往以商标侵权和反不正当竞争并诉。

表三:2011—2015年宁波法院受理的商标民事案件案由分布

 

    从结案方式来看,五年来,宁波两级法院共审结商标民事纠纷1549件,其中判决结案的有417件(一审386件,二审31件),调解结案的有411件(一审401件,二审10件),撤诉结案的有703件(一审660件,二审43件),以裁定移送或其他方式结案的有18件(一审17件,二审1件)。一审案件的调撤率为72.5%,二审案件的调撤率为62.4%。(详见表四)

表四:2011—2015年宁波法院审结的商标民事案件结案方式分布

 

 


二、宁波商标民事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案件增长速度较快,调解难度加大。近年来,宁波地区的商标民事纠纷案件数量增长较快,且表现形态较为稳定,主要争议焦点集中于商标侵权行为构成与否的判断和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同时,商标固有的区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功能使其不仅关乎前期的智力投入能否获得预期回报、中期原被告经营策略的博弈,还涉及到未来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和公众的评价,因而相较于以调解的方式解决争端,更多当事人在综合考虑诉讼成本、商业利益并预估结果的基础上,希望通过判决明确权利归属或是否侵权的边界,使得案件的调解难度进一步加大。

二、涉外及涉港、澳、台案件纷纷涌现。2011-2015年,宁波法院审结的涉外及涉港澳台商标民事一、二审案件共211件,占结案数的13.5%,其中涉外案件191件,涉港、澳、台案件20件。涉外案件中,一审判决45件,调解96件,撤诉47件;二审判决3件。涉港、澳、台案件中,一审判决8件、调解3件、撤诉4件,二审判决5件。(详见表五)并涉及诸多知名度较高的注册商标,如卡地亚、路易威登马利等,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原告胜诉率较高。

表五:五年间我院审结的涉外及涉港、澳、台案件统计

 

 

三、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持谨慎态度。五年来审结的案件中,经司法程序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案件仅1件(“卡地亚”商标)。在审理过程中,法院严格贯彻“因需认定、被动认定、个案认定”的原则,重点审查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必要性,凡能通过普通商标侵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或其他途径予以救济的,一般不进行司法认定。例如,被控侵权商品与原告商品属于相同或者类似商品,则不需要通过驰名商标认定提供跨类保护。

、抗辩理由呈多样化态势。被告除了否认商标相同、相近似以及商品同类、类似等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之外,还提出合理使用抗辩、权利冲突抗辩、先用权抗辩等理由否认其侵权。至于合法来源抗辩,则往往作为销售商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依据。另外,被告行为已经权利人许可、原告注册商标未投入商业使用等亦成为相应的抗辩理由。以宁波中院为例,五年来以判决方式审结的商标侵权民事纠纷中,被告否认商标相同、相近似以及商品同类、类似的有25件,提出权利冲突抗辩的有12件,被告行为经权利人许可的抗辩11件,先用权抗辩8件,合法来源抗辩8件,正当使用抗辩6件,对公证内容、程序、管辖有异议的案件3件。

五、赔偿方式以法定赔偿居多。在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商标民事纠纷中,大部分原告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因侵权所获利益或权利人因被告侵权所受损失,且无法举证证明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作为赔偿金额的合理理由,有的原告仅提交其他地区法院在同类案件中的判决,甚至不提交任何证据作为其索赔依据。因此,人民法院通常适用法定赔偿规则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

六、赔偿额度稳中有升。五年来,宁波两级法院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商标民事纠纷平均标的额为54512元,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平均标的额为62510元,尤其是涉外及知名度较高的注册商标纠纷,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标的额更高,此外,新《商标法》的实施亦进一步提高了个案的赔偿金额,充分彰显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另外,个案的赔偿额度与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呈正比,商标的使用和宣传情况,知名度及美誉度,自身的商业价值和被仿冒的记录均可作为相应的考量因素。

三、宁波商标民事纠纷案件反映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事人层面

1侵权行为“屡触红线”。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商标以其固有的识别产品来源、保障产品品质、促进宣传销售功能,成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为使自己的商品在同类市场中脱颖而出,注册或使用一枚抓人眼球的商标,无疑是条捷径,特别是驰名商标以其特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消费者中积攒了极高的人气与口碑,成为众多生产经营者争相模仿、攀附的对象。而商标侵权行为具有的成本低、隐蔽性强、收益高等特点,亦使不少当事人偷搭知名商标便车,以借船出海的方式打开市场,或通过以时间换市场等方式追求短期效益。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模式以燎原之势开启,网络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引发了一系列风险,以网络平台为依托实施的商标侵权行为大幅增加。

2、法律及诚信意识需要增强。近年来,创业门槛的降低、创业热情的高涨以及创业大军的集聚,见证了不少创意企业的兴起。部分企业缺少品牌观念,或本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未对在先使用的商标及时提出注册申请,导致自有商标频遭他人抢注;或未在申请商标注册前进行必要的检索、排查工作,导致其商标与他人的在先权利存在巧合性冲突;或受逐利本能驱动,不惜攀附知名商标以假乱真;或以反向假冒等形式扰乱市场,误导消费者;或存在侥幸心理,重复、故意侵权凸显其主观恶意;更有专业机构抢注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跑马圈地、待价而沽,法律及诚信意识亟待加强。

3诉讼能力有待平衡。部分企业并不重视商标的申请、注册、管理和维护,既没有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维权及应诉机构,也没有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并建立体系化的制度,不仅对庭审程序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感到陌生,在诉讼中更是常常陷入误区。部分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全,存在效力瑕疵或者形式上的缺陷,如未经公证的打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等,或是提供与案件无关的证据;部分被告缺乏应诉准备和应诉技巧,如有的销售商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注意保存进货凭证,导致合法来源等抗辩理由无法适用;有的被告虽可以提供进货渠道,却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需要法官行使相应的释明权;甚至有的被告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抗辩理由逐一提出,以此拖延诉讼周期、增加权利人维权成本。与之相反,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涉外企业通常委托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为其提供各项服务,在明确权属依据、固定侵权事实、提出赔偿请求等方面均能做到一针见血、准确高效,并善于通过行政、司法等多种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商业化维权屡见不鲜。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权利人维权意识的觉醒以及专业维权机构的批量出现,使得商标民事纠纷案件中商业化维权的现象屡见不鲜。此类案件将法律行为的实施与商业性策略的经营挂钩,同一当事人常常多次成为原告或被告,存在系列案现象。权利人维权往往通过授权他人批量诉讼,以获取中、小型商场、超市、个体工商户等终端销售商的经济赔偿为目的,缺乏彻底消灭制假售假源头的主观动力,因而被告往往比较抵触。

(二)司法实践层面

1、近似商标和类似商品(服务)的认定存在一定主观性。作为判断侵权的重要步骤,商标近似的认定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并需考量商标的知名度和显著性。相关公众以及一般注意力标准如何界定,知名度和显著性如何衡量均属主观因素,容易引发当事人争议。与此同时,类似商品(服务)的界定也需考量相关公众的一般观念及消费习惯,要求审判人员秉持公平、公正的视角作出判断。

2、司法处理与在先行政处罚结论有所不同。部分原告在向法院起诉前,先行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原工商部门)举报。由于行政处罚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手段和证明标准存在差异,实践中存在两者对同一侵权行为作出不同的事实认定,适用不同法律并作出不同结论的情形,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书是否属于法院认定侵权的唯一证据,该证据是否具有优势证明力,原告基于在先行政处罚结论提出的诉讼请求与法院民事诉讼查明的事实相左时法官是否应该行使以及如何行使释明权等,由此给执法尺度与裁量标准的统一带来困惑。

3、部分热点问题尚有争议。如贴牌加工问题,五年来,宁波地区共审理了35件贴牌加工案件,其中判决26件,调解9件。关于涉外贴牌加工是否构成侵权,目前的法律法规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有观点持肯定说,认为商标在中国一经注册,即在核定使用范围内受到保护,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当事人均不得侵害,定作人在境外享有的商标权无法免除在我国境内的商标侵权责任。持否定说的认为涉案产品不在中国境内销售,产品上所贴附的商标在中国境内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故认为原告不侵权。折中说则主张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认为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不考虑混淆是否存在,直接认定侵权成立;若被控侵权商品与国内注册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不相同,或者被控侵权产品上使用的商标与国内注册商标不相同的情况下,则不构成商标侵权。再如,商标与企业名称中字号的保护存在冲突。主要表现为:将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登记为字号或作为字号的一部分使用、将他人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注册为商标加以使用等形式。原因在于,商标由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集中注册,在全国范围内享有专有权,字号由各地方登记机关分级核准,通常只在依法登记的行政区域和特定行业内享有权利,不同登记机关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客观上致使部分企业利用登记制度漏洞,搭乘知名商标或者字号便车的意图成为可能。且商标与字号在区别商事主体、产品和服务,以及引导消费者方面的功能相似,亦导致两者的法律保护产生冲突。

4、法定赔偿适用泛化。由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及其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导致权利人举证证明侵权人的获利或其自身损失的难度较大,加之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机制也不健全,权利人难以举证证明自有权利的市场价值,故而绝大部分商标侵权民事纠纷适用的是法定赔偿,具体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比较单一,说理论证不够充分,对个案的特殊情形的考虑有时欠全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四、对策与建议

(一)司法层面

1.加大司法保护力度,完善损害赔偿制度。结合对商标价值的评估、对侵权行为及权利人过错程度的分析完善法定赔偿制度,合理增加酌定赔偿,并适当引入举证妨碍制度。同时,探索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和制度,坚决遏制恶意侵权行为,力求损害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相契合,既要实现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又要避免对侵权人苛加过重的义务,同时还应兼顾司法与行政机关执法尺度和裁量标准的统一,增强判决的公信力。

2.适当应对商业化维权通过加强政策引导、统一裁判尺度进行合理疏导,从源头上促进问题的解决对于有充足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证明已尽到法定或合理产品审查义务的终端销售者,可向原告释明,并逐步引导权利人在起诉时就直接起诉生产商和上游流通者,追本溯源,打击上游流通者和生产者,同时亦保障权利人和终端销售者的合法权益。

3.合理认定行政处罚结论。在商标民事纠纷案件中,行政机关作出的认定结论比一般的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属于优势证据,但其并非认定侵权构成的唯一依据,法院仍应按照法律规定独立判断,而不能单独以行政机关的认定作为判决依据。

4.实现诉调无缝衔接。将宁波地区两级法院的商标民事纠纷纳入“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和保护第三方”平台,统一委托调解、统一归口管理。对内通过立案窗口开展第一道宣传,对外与中国互联网协会等单位联手,积极借助媒体和互联网的力量,全面宣传诉调对接机制的优势,转变当事人的理念,鼓励其积极运用该项机制解决纠纷。

5.及时发送司法建议。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认真分析现状、总结问题和规律,进而提炼对策,并及时向行业协会、市场经营管理者等相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既要形成事先防范机制,又要落实事中监管措施,更要拓宽事后救济途径,构建全方位的立体保护机制。

6.加强司法保护宣传。不断拓展司法宣传渠道,着力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并选取品牌知名度高、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例公开开庭,以案说法,通过阳光司法增强知识产权审判的公开性和公信力。同时,通过传统媒体、微信推送平台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做到以公开促公正,使宣传窗口真正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并促进当事人准确、及时、高效地维权与应诉。

(二)行政层面  

1.积极挖掘案件线索。通过媒体平台公布典型案例,结合行政约谈深化法治宣传,并利用好3·154·26等契机,普及商标法律知识,同时,设立有奖举报制度等深化激励,提升权利人的维权水平和公众的法律意识,以便及时发现、查处并制止违法行为。

2. 建立多部门、多渠道沟通联动机制。加强海关、质监等行政机关与法院等司法机关的联系,根据职能分工,建立符合现代执法与司法要求、跨部门、跨平台的协同工作机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定期举行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深化沟通合作,以信息交流等形式实现资源共享,以部门联席会议等机制凝聚共识,统一行动,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和效率。

3. 采取必要保全措施,及时固定侵权证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接到举报线索后,不仅要及时制止商标侵权行为,还要及时保全和固定侵权证据,做好移送司法机关的准备,不能简单以罚了事。对于重复和恶意侵权的情形,还应考虑加重处罚。

(三)当事人层面

1. 加强品牌保护意识。及时进行商标注册和续展,并及时开展域外注册,对于驰名商标来说,还可以进行防御性注册,构建立体化的保护体系。同时,企业还应结合市场经营规律和自身发展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品牌发展策略,加强品牌经营管理,营造独特的品牌文化。

2. 调整参加诉讼策略。通过加强业务培训、完善内部管理、深化法治宣传等途径,提升员工法律意识,避免应诉时过于被动。同时,当事人还应增强举证意识、提高举证能力,在必要时可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如原告可通过申请保全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有效击破侵权人以时间换市场的意图。被告亦可在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以合理使用、在先权利保护、合法来源等抗辩事由积极应诉。

3. 避免诉讼常见误区。一是要准确选择维权渠道。如权利人认为他人使用在核定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与其在先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下,权利人不应当向法院起诉,而应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二是要全面收集证据材料。如原告要求适用法定赔偿并不能当然免除其举证责任,应当尽力提供有关索赔数额的依据,以便法院在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时予以考量。被告提出其商标使用行为系合理使用,应当结合使用意图、使用方式、使用效果、商标的显著性、知名度和历史渊源等因素举证。三是要适当行使抗辩理由。如对于以权利冲突为由的抗辩,要区分在先权利是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尚在注册程序的商标、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还是企业名称权、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等不同情形,分别作出适当的抗辩。

4. 整合行业协会力量。行业协会信息全面、及时、权威准确。会员可以通过该平台,了解到那些尚处于异议期的商标申请情况,从而有效地将部分商标侵权行为抑制在萌芽状态,并可通过专门网站以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查询相关信息,还可通过统一渠道进行维权、应诉,降低诉讼成本,保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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