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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灵通诉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等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发布日期:2019-06-06浏览次数:字号:[ ]

 

应灵通诉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等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和用户之间服务协议中的管辖条款

不能作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的管辖依据

 

关键词 

网络购物  服务协议  管辖

裁判要点

消费者、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之间存在各自独立的不同法律关系,但三者因网络购物引发的纠纷一般可以在一案中合并诉讼,且应当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确定管辖权,而不受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服务协议中关于管辖条款的约束。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   

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海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应灵通;

原审被告:油联(北京)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油联公司)、海南新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生公司)。

应灵通诉称:2016年6月30日,其从纽海公司的1号店购买了由油联公司与新生公司共同合作出售的油联易卡储油宝商品。该商品宣称可以锁定油价,低油价时购入,高油价时使用商品可以低买高卖。但自2016年8月开始,油联公司便以数据升级为由停止返现服务,导致应灵通剩余的   11 678.41元商品无法兑现应灵通于2016年8月中旬投诉至纽海公司与新生公司,要求该两公司处理并先行垫付退款金额,但纽海公司以应灵通提供的数据无法有效核实为由拒绝处理,新生公司以其自2016年3月20日开始已不与油联公司合作为由拒绝处理。故应灵通起诉要求三被告连带退还油联易卡储油宝剩余金额11 678.41元,并按当时购入原价赔偿12 740.08元及交通费、通讯费、误工费2 000元,金额共计26 418.49元。

纽海公司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实际上是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协议管辖规定,其与应灵通在《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中第十一条约定1号店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该条款已加粗加黑,特别提醒对方注意该条款,应灵通同意该服务协议方可购物,故该协议对其和应灵通均有效。而且,同一类型案件的多份民事裁定书均保护了其合法权益,认定该管辖协议有效。故本案应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

裁判结果

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7)浙0212民初4114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纽海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裁定送达后,纽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浙02民辖终43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第十一条虽然约定了“如就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应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协议首部“《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是由1号店网站的用户与1号店网站的运营方,即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之间,就网站交易平台服务等相关事宜共同缔结”的说明,协议的缔约主体为1号店用户和1号店网站的运营方,协议的内容针对的是网站交易平台服务等相关权利义务。但本案并非用户因使用1号店网站交易平台服务所产生的争议,而是用户作为消费者在该平台交易过程中发生的买卖合同争议,因而不能援引该条款确定管辖。本案系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应适用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合同对履行地没有约定,且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现原、被告间并未约定合同履行地,涉案商品系通过信息网络方式交付,故本案应以买受人即原告应灵通的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胜利村新尖漕188号为合同履行地。因合同履行地在原审法院辖区,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一审独任审判员:陈雯雯

二审合议庭成员:审  判  长  陶金萍

                代理审判员  宋景平

                代理审判员  夏武余

编写人: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陈雯雯

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

邮  编:315100

手  机:0574-87412107、15867521039

关于编选应灵通诉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等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说明

 

本案系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涉案商品通过信息网络方式交付,在无约定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应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主要争议点在于:《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中第十一条关于管辖的约定能否适用本案。回答这一争议焦点需理顺三个问题:一是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具体法律关系,二是本案是否可以合并诉讼,三是《用户服务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

、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具体法律关系

本案有三方当事人,即网络商品购买方应灵通,或称消费者;网络商品出售方油联公司和新生公司,或称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以下简称平台)纽海公司。三者之间既存在各自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特殊情况下又可能存在平台和经营者共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侵权法律关系。

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这一点没有异议,各地法院亦基本将此类案件定性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或买卖合同纠纷。同时,消费者在财产、人身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与经营者之间又存在合同法律关系与侵权法律关系的竞合。

消费者和经营者使用网络交易平台前,均需各自与平台建立法律关系,一般为申请账户、设置密码,并点击同意相关服务协议;平台与各平台使用者之间各自成立数个独立的包含网络服务、技术服务等综合性服务内容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各平台使用者之间在建立买卖关系前并无任何协议和任何法律关系。平台只是中介方,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建立买卖关系提供媒介,并未直接参与买卖关系,故其不是买卖合同当事人,而是与消费者和经营者各自之间成立的数个服务合同的当事人。这从《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篇首“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是由1号店网站的用户与1号店网站的运营方,即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之间,就网站交易平台服务等相关事宜共同缔结”的表述亦可看出。同时,平台在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以及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三种特殊情形下,又与消费者成立侵权法律关系。

故此类案件,三方当事人各自成立的亦应是三种法律关系,即: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服务合同或/和侵权(注意不是竞合),平台和经营者之间的服务合同,以及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买卖合同与侵权的竞合关系。

二、本案是否可以合并诉讼

如上述,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是否可以进行诉的合并,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是否需要驳回原告对纽海公司的起诉?

有观点认为,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存在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的竞合,消费者可以择其一起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平台的责任是“过错情形下的连带侵权责任,并非网络购物合同下的严格合同责任……在消费者选择按照网络购物合同起诉的情形,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无论如何不会承担买卖合同上的严格合同责任,因此,平台提供者不应成为网络购物合同的共同被告,即平台提供者不是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的适格被告”。[①]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未考虑到诉的合并和共同诉讼问题,有失偏颇。详见下述。   

笔者认为,消费者起诉经营者和平台的案件,可以在一案中起诉,法院亦可以在一案中审理。主要理由有三个:

一是法律的直接规定。消费者在起诉经营者的同时起诉平台的主要依据在于《消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即“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规定并未要求一案起诉时消费者和经营者、消费者和平台的法律关系具有同质性。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关于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可以一案诉讼的规定并不少见,最常见的如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成讼,债权人可以在一案中同时主张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法律关系,并根据借款合同确定管辖,实践中确定的案由一般也是借贷纠纷。另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受害人与肇事司机之间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保险法上的交强险保险金赔偿关系,肇事司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在先行垫付情况下对保险公司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受害人一般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可以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二是主体适格属实体问题。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并非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纠纷中绝对不承担责任,在其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以及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三种情形下,应当承担责任。而是否存在上述担责情形,需经平台应诉答辩、法院实体审理方能确定,在立案或者管辖权异议这些程序性阶段无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亦持此观点。其在(2006)民一终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摘要中载明:“当事人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当事人是否属于适格被告,应当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确定。”[②]并以一审法院就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异议作出管辖权异议裁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假设消费者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为由只诉平台、平台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形,法院难道直接裁定驳回消费者的起诉便结案?似乎应当在处理管辖问题后,经实体审理再以被告不适格为由判决驳回消费者的诉讼请求更为妥当。此外,本案中平台亦未提出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根据“不告不理”的基本原理,法院不应在管辖权处理阶段主动审查主体问题。[③]

三是共同诉讼理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实务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在经营者和平台作为共同被告情形下,二者对诉讼标的并无不可分的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故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二者的诉讼标的显然可分,虽然不是共同的,但消费者对经营者和平台的两个请求权存在事实上的牵连关系。平台在可能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就经营者是否违约、涉诉商品或服务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标准等法律事实,与经营有着共同的诉讼利益。如果两个案件分开诉讼,消费者先起诉经营者,那么平台在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中失去了对相关事实攻击、防御的机会,在前诉既判力的约束下,难以在后诉中保障自己的诉讼利益,变相丧失了程序利益;反之亦然。本案中,平台并未提出不同意在一案中审理的意见,故将其纳入普通共同诉讼[④],在一案中审理较为合理。

这里有争议的是诉的合并中的管辖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对某些特殊案件受诉法院不必对各个诉都有管辖权,而只要对其中一个诉有管辖权即可;法院在不违反专属管辖的情况下,基于牵连管辖获得对其他诉的管辖权。[⑤]有的观点认为,受诉法院必须对各个诉都有管辖权。[⑥]限于篇幅,笔者不予展开。但即便是均需有管辖权,因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系通过信息网络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而消费者作为被侵权人,收货地往往也是其住所地,故收货地法院同时也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对两诉均有管辖权。

故总而言之,在平台未提出不同意一案审理,共同诉讼可以实现的情况下,应尽量一篮子解决纠纷;甚至在当事人提出异议时,亦应尽量释明,引导当事人接受合并审理的方案,而非倾向于个别诉讼。这也是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追求使然。

、《用户服务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

关于用户与纽海公司缔结的《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中管辖条款的效力问题,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格式条款无效,《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管辖条款系纽海公司单方拟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属无效条款,故案件应当按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的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权。[]第二种观点反之,认为管辖条款有效,且可以适用于消费者起诉经营者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均维持了下级法院将案件移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裁定。[]第三种观点回避了管辖条款本身是否有效的问题,从《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的约束内容角度切入,认为其系用户与平台之间针对网络交易平台服务事宜的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并非针对网站上的买家和卖家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事宜,故协议中关于管辖的约定并不能适用于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

本案采第三种观点,认为《用户服务协议》管辖条款并不能约束本案。一方面,从缔约主体看,《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是由用户和纽海公司缔结,并非用户之间缔结,如用于约束用户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有违合同相对性原理。另一方面,从实质内容看,管辖条款适用前提是“就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而协议内容主要是关于用户和平台权利义务、订单的生效和配送规则等方面的约定,是关于原告和纽海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的约定,并不包含用户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但本案是因应灵通通过纽海公司的1号店服务平台向油联公司购买油联易卡储油宝,因油联公司停止返现引起的纠纷,不属于“就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故不能适用纽海公司与应灵通在涉案《1号店用户服务协议》中的管辖约定条款。

综上,虽然消费者、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之间存在各自独立的不同法律关系,但三者因网络购物引发的纠纷一般可以在一案中合并诉讼,且应当按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的法定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权,而不受用户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之间的服务协议中关于管辖条款的约束。

 

 


[] 成文娟:《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能否成为网络购物纠纷中的适格被告——邹昌绿诉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载《浙江审判》2016年第3期第59页。

[] 详见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2期。

[] 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争议,笔者也多次见到不一致的裁判。有认为主体适格属于实体问题,不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处理的;也有在管辖裁定中直接驳回对不适格被告的起诉的。但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主体是否适格非旦不应该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审理,甚至都不能成为管辖权异议的事由。

[] 纳入普通共同诉讼,可能存在诉讼标的是否是同一种类的争议。其实笔者认为这类诉讼在理论上更接近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但我国立法未明确规定,且本文系实务性文章,故文中观点系在现有立法框架下的折衷。

[] 严仁群:《论牵连管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六十年专论2009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第127页。其认为,“某些情况下,各诉讼标的虽非同种类,但系基于同一基础事实或同一法律原因而产生,有更强的合并诉讼及审理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它们应被归入普通共同诉讼之列。……原告同时起诉这两个被告本身属嘉许之事。基于同样的道理,在此情形下,要求部分被告牺牲其任意管辖利益则是合理的。……(有)实行牵连管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 蒲一苇、王学棉、郭小冬:《民事诉讼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3月第1版,第105页。其认为,普通共同诉讼的适用条件之一是“属于同一法院管辖”。

[] 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民辖终318号民事裁定书

[] 例如(2016)川10民辖终5号、(2016)浙10民辖终9号、(2016)豫13民辖终字第157号、(2016)苏03民辖终462号民事裁定书。

[] 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民辖终1683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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